张笑宇：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三体》英文版发售以后，一位美国网友曾在网络上留言，说他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好像变聪明了。我觉得，尼克·博斯特罗姆这本《未来之地》，也是一本让人读完后觉得自己变聪明的书。
尼克·博斯特罗姆1973年出生于瑞典。跟很多天才一样，他小时候也不喜欢学校教育，并且养成了慵懒的习惯，大概慵懒是一种能够使他有效放松大脑，从而有能量思考真问题的必要手段。他高中时在家自学艺术、文学和科学等，拥有哲学、物理学和计算神经科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了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用概率论推断人类文明何时会灭亡。
比起读书，他更喜欢听书，因为这样效率更高。他有洁癖，为了预防传染病，他选择不握手。他的日常食物是把各种蔬菜和燕麦奶混合并用破壁机搅拌成汁，因为他唯一关心的是思考，他对食物的要求就是不要包含可能伤及大脑的毒素。
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知名哲学家、超人类主义者和未来学家，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HI）创始人，宏观战略研究计划创始人、首席研究员
尼克·博斯特罗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期间接触了“负熵主义”（Extropianism）及其研究小组。这个理论相信，生命就是永不止息的负熵状态，技术总有一天会让人无限活下去，实现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思维上传等。这些手段终会改变人类文明，产生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博斯特罗姆觉得自己找到了毕生的兴趣主题，后来创办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又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人类未来研究所。该研究所日常讨论的是某个全球性病毒是否会引发一系列导致人类灭绝的地缘政治事件这样的议题。
所以，当我读到他的上一本书《超级智能》时，我觉得那很自然，因为那本书讨论的是人类无法控制超级智能计算机，最后导致人类文明终结的问题。超级智能不需要对人类怀有恶意就能毁灭人类，它只要比人类聪明，聪明到它看人类就像人类看蚂蚁一样就够了。核心问题不是恶意，而是漠不关心。这好像很符合未来学家们讨论技术前景时的传统。
《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英】尼克·博斯特罗姆/著 张体伟、张玉青/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版
但是，他的新书《未来之地》让我感到颇为震惊。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Deep Utopia: Life and Meaning in a Solved World。这不是罗马俱乐部以来研究未来人类社会毁灭概率的预测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尼克·博斯特罗姆的这本新书，复活的是柏拉图、托马斯·莫尔、威廉·莫里斯和詹姆士·哈林顿的传统——他在认真讨论理想国度或者说理想社会何以成为可能的原理问题。
他和我们一样目睹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这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也非常清楚新技术的突破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所有人的福祉都能得到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社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詹姆斯·C.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中就提到过，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之一，但是它的后果是前所未有地强化了暴力政权的力量，令农民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苦和悲惨。因为谷物易于存储、易于分割、易于统计，所以它极大地方便了暴力统治者与财务专家联合起来聚敛财富，并且用这些财富收买士兵，压榨农民更多的劳动成果。谁能说人工智能的进步一定不会导致类似的后果？
但是，如果我们对技术和未来的思考仅限于批判，那么最终导向的结论一定是关停人工智能，停止技术进步，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家们有时候应当向另外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打开想象力，寻找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博斯特罗姆在《未来之地》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不是不知道技术进步有可能带来灾难，但是他先不讨论这个可能性。
他先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问题已被解决的世界里，然后讨论这个世界为什么可能出现，又为什么让人向往。或许我们能从这样的讨论中倒推出，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技术进步，才能让我们避免世界毁灭。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但这本书写得非常轻松，好像博斯特罗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信手拈来，已臻化境。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专著，倒不如说是一部戏剧，一部穿插了主线和副线剧情的哲学对话剧。剧本的主线是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系列讲座——6天讲座与上帝创造世界花费的天数一样；而两条副线剧情，一条是他的听众们对讲座的讨论，另一条则是狐狸费奥多尔的来信。所以，这本书讨论的主题看似很新，但讨论的传统很古老：它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讲演传统、柏拉图的对话传统和伊索的寓言传统三条脉络连缀而成的。在教授的讲座部分，他大概讨论了4个主题：（1）整个社会财富过剩之后，新的进步动力来自哪里？（2）人类到底是会拥有更多闲暇，还是会去“卷”更多的新消费形式？（3）为什么有目的和有意义的生活是更值得过的？（4）闲暇社会如何解决无聊的问题？
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中国读者们都很习惯一套叙事，即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以后，我们会进入一个人人都拥有更多闲暇、只为了自我认同和利他贡献才去工作的理想社会。不过，过去我们好像都习惯了那个社会远在天边，我们还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旦我们意识到，技术进步有可能很快地把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工具性条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猛然发现，我们好像对从初级阶段到那个终极目标之间的实现过程思考甚少，就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实现的可能性一样。比如，我们现在有更多财富了，但是我们真的有更多闲暇了吗？问题出在哪儿？
所以，博斯特罗姆提醒我们，为了实现乌托邦，仅仅规定生产力大幅提高和技术全面进步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治理方式没有进步，那么物质力量的增加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治理方式没有进步，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性没有进步，而人性没有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是在近万年的稀缺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在富足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千百年来，有无数人批判社会的不平等，想要创造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但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激烈竞争的意大利贵族想要追逐名利和追求卓越，最后结果是资助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而经历了500年民主与和平的瑞士，却只会制造布谷鸟钟。
这就造成了一个基本悖论：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人类创造财富和取得进步的欲望非常强烈；一旦平等社会到来，我们的进步动机就会衰落，我们就会想要“躺平”。结果就是已经取得进步的平等社会输给了进步欲望更强烈的新的不平等社会。如果一个乌托邦社会想要长期存在，它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在普遍富裕的平等社会中，新的进步动力来自哪里？
显然，这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讨论乌托邦社会时，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悲剧性处境：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既能享受闲暇，又能保持进步的办法。你可以说这根植于人性本身，也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万年都生活在稀缺社会中，所以我们的社会制度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利用闲暇进行套利的自私行为。但无论如何，除非AI能够完全代替人类工作，不然我们就只能把这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因此，为了保证乌托邦社会能够实现进步，我们好像只能选择用新的消费形式来刺激进步欲望，从而避免闲暇。
在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什么样的消费形式能够刺激进步欲望呢？
博斯特罗姆提出了三种可能：（1）不受边际效益递减影响的新消费品（比如，人们有百亿美元身家后，还想要生物增强或者脑机接口，把自己变成超人或者实现长生不老）；（2）能够吸收大量社会资本的公共项目（比如动物保护计划）；（3）地位游戏，也就是在经济地位平等之后，鼓励人们就社会地位进行竞争（比如，竞争谁赞助了更多慈善活动）。但是，这些新消费形式或许还受到一些更根本的约束。比如，地球能够提供的能源、矿产和原材料是有限的，你的生物身体的能力和寿命是有限的，受决策程序和价值观的约束，你也不能发明出无限多的新地位游戏（例如比一比谁生了更多孩子）。所以，乌托邦能够实现进步，这本身就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即进步是无限可能的。但会不会在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内，进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有可能陷入停滞呢？
一旦进步无法持续，那么“躺平”看起来好像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讨论一下闲暇的可能性。我们过去生活在稀缺社会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我们经常不能正确评价闲暇。其实，越是中下层阶级的人，对闲暇的评价越负面，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勤勉是美德，闲暇是浪费，是一种罪。而上层阶级对闲暇的态度就宽容很多。因此，在一个技术上确保了有更多闲暇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闲暇文化。
但闲暇文化归根结底也只能解决浅层冗余问题。所谓浅层冗余，指的是技术进步让人的职业劳动变得过时，从而导致工作时间减少。真正的问题是深层冗余，它指的是工作消失之后，我们通过工作获得的目的感和意义感也消失了。一旦工作没办法帮我们生产目的，我们就得发展出新的目的生产机制。博斯特罗姆说，我们大致可以设想五种机制，他称之为抵御深层冗余的“五环防御”。
1.享乐效价，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劳动伦理把快乐与目的感对立起来了，其实直接追求快乐没什么不好，我们不必非得把目的感建立在摒弃快乐的基础上（比如，听相声也可能是为了接受某种教育）。
2.体验质地，意思是说，有些人把快乐极大富足的社会想象成量产毒品（比如，把游戏和短视频称作“电子海洛因”），但其实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快乐，例如，体会茶或葡萄酒不同层次上的味道，就比单纯牛饮的快乐更丰富。
3.自成目的的活动，也就是你只为了它自身去做，它自身就是目的（比如，你爱一个人不是为了他的钱，爱他本身就是你的目的）。
4.人工目的，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社群，可以为本来无目的的事赋予目的。博斯特罗姆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讨论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富豪留下遗嘱，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让他的加热器感到幸福，最终这个基金会在运作中自行产生了意义。
5.社会文化纠缠，也就是说，比起让机器替代工作，人类有时候会出于社会文化的目的而选择人的劳动制作出的产品，如手工制作的食品或者手工艺品等。
以上这些机制在技术上实现起来并不难，但其背后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机器替代人类工作的经济问题。其背后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症状：无聊。后稀缺时代的最大挑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应对无聊。
叔本华说，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当你远离其中一个时，你就会接近另一个。无聊跟痛苦不一样，无聊是一种压抑的缺乏兴趣感。它并不刺激你，却使你不能集中精力做某件事。你当然可以用技术手段消除无聊，比如用神经药物或者手术来剥除你的神经系统反复接受外界刺激时提升的阈值，这样每当你刷到同一个抖音视频时，你都会觉得它很好笑。但你不要忘了，无聊也可以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让我们远离那些无意义的反复，逼我们变得有原创性。所以，乌托邦的任务不在于剥夺无聊，而在于不断创造有趣性来填充你的心，以免它被无聊占满。
有趣性当然也有很多种。一种人觉得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有趣，另一种人觉得雕刻162329根木头桌腿有趣，这两种有趣性存在本质区别吗？这个问题与我们感受生活的“尺度”有关。创造有趣性的本质在于一种“无限细分”的能力。如果你只能看懂文学作品的字面意义，无法理解作家在运用每个词、每个比喻或每个典故时背后的深意，不能体会他选择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的妙处，那么你读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会很快感到无聊。相反，如果你的审美目光能够发现，每一条木纹的肌理在宇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你也可能在雕刻162329根桌腿的活动中始终感到有趣。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我们能以怎样的细腻尺度感受这个宇宙给我们带来的美学享受。这就好像拥有3种视锥细胞的普通人大概能分辨100万种颜色，而拥有4种视锥细胞的“四色视者”则能分辨1亿种颜色，我们也许永远感受不到，在后者眼中，这个世界有多么美丽。
以上就是对本书“主线剧情”的简单总结。此外，它还有两条副线。其一是尼克·博斯特罗姆在书中虚构的听众在课后讨论，为什么他们不是一本书中的虚拟人物。这其实对应着一个后稀缺时代的思想实验：人们为什么不能通过一台可以完全欺骗我们的神经感官并制造感知和经验的“体验机”来享受幸福？因为有一些感知和经验是他人无法替我们塑造的，而任何体验机都必然依照他人输入的指令和数据运作。其二是狐狸费奥多尔给叔叔写的信，信中讲了他和一头哲学家猪——皮格诺利乌斯，想要建立一个动物大同社会，却最终被狼群袭击的故事。这似乎暗示了博斯特罗姆非常清楚，乌托邦只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而且存在的概率或许大得多，那便是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世界。
我觉得，一本读后让人变聪明的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尼克·博斯特罗姆没下什么确凿的结论，可以说，他把他的思维过程和讨论方式就这么摆在了你面前。这是因为，一切都还没有什么结论，一切都还在进行中，但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还有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就像《双城记》那早已被人引用得有点儿泛滥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如果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感到过分模棱两可、无所适从，这其实是好事，这说明我们手中正握着改变它的力量。只要它还没有成为定论，我们就还有选择的余地。
在这样的时代，一本讨论乌托邦如何实现的书，完全可以具备高度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反向指标：当我们意识到技术进步没有让我们在闲暇中追求更单纯的快乐，也没有用更细腻的美学体验来抑制我们精神中无法治愈的无聊之时，我们就知道，眼下世界的技术进步，不管发展速度与变化频率多么令人吃惊，都还远远没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
本文为《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的推荐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英】尼克·博斯特罗姆/著 黄菲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4月版